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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0年，康拉德在《间谍》出版12年后补写一篇“作者序”，写道：“我的故事发生在肮脏的环境里，而故事本身又是不道德的。”[1](p1)这个“肮脏的环境”正是英国伦敦，而当时的伦敦却又享有“世界中心”、“世界大都市之首”的美誉。易言之，伦敦的文本书写与伦敦的发展实际站在了天平的两端，呈现出对立之势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究其原因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，伦敦的城建等硬件方面成就突出，随之而生的精神信仰、道德价值却消退甚至沦丧，形而上的上帝不再视为精神信仰，现实享受与科技成就变成人类的目标，神性在当时的伦敦失落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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